《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7]
思想特点编辑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不韦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风细雨和暴风骤雨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启超语）。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争鸣的大总结。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道家。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尤其是《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不但继承了道家，而且发展了道家。但是，《吕氏春秋》放弃了道家消极一面，它不仅要求人类顺应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觉能动去发挥创造。而这种发挥创造则需要用自然法则来验证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养生学说多发源于道家，《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养生不再是道家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很显然，是《吕氏春秋》对黄老道家、庄子学派的继承，又对庄子学派的修正。
著作分篇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一篇。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令也。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有63篇，八十三篇，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