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城迁都的会议上，众大臣晓得孝文帝心意已决，这些大臣都是精明过人且见风转舵的家伙，公然反对迁都的已经很少了。可是，仍有几个榆木脑壳、不会转弯的大臣死死地抱住平城的皇陵寝宫为固守阵地，在朝会上作反对迁都的最后一搏。
燕州刺史穆罴就是这样的傻瓜，他自认为穆家在北魏功不可没，任谁都瞧不起，把谁都没放在眼里。此时，他大摇大摆地出班，在朝堂上说：“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迁都之后，北方空虚，中原河洛没有战马，怎么驰骋疆场，驱杀敌寇。”
孝文帝说：“我们已在长城内的山丹草原建成了辽阔的河阴军马场，放养了十万匹战马，征战杀伐，何患无马。平城地处九州之外，土地贫瘠，六月飞雪，委实非帝王之都，众爱卿死抱住平城不放，该不会是希望大魏成为短命王朝吧。”
反对迁都的性质如此严重，众大臣面面相觑，再不敢多嘴。连自视甚高的穆罴也闭上了嘴巴。这时，人称犟驴的尚书于果自恃是于烈的弟弟，不以为然地站出来说：“臣也知道代地不如伊洛之美，但自称帝都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已安居乐业。鹰犬尚且眷恋故土，何况乎人。京城一旦南迁，老百姓会反对，他们的祖坟也和皇陵一样，是因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当后人的怎么能丢下不管呢。”
太傅、平阳公拓跋丕接着说：“迁都这么大的事，又迁涉到皇陵祖塋，是不是应该占卜，问讯一下，再作决定。”
孝文帝断然拒绝，说：“占卦卜筮，是为了解决疑虑，迁都之事没有任何疑虑，何必卜筮。再说，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岂能固守一隅之土。朕的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才迁徙到东木根山，以为都城。昭成皇帝后来经营盛乐，以此为都，才有了大魏后来的发祥。道武帝（拓跋珪）又迁都于平城。这才有了平城几十年的皇陵祖塋。众位爱卿你们说说，道武皇帝之前的皇陵祖塋又在哪里呢？既然道武皇帝能从盛乐迁都到平城，朕为什么就不可以将平城迁都到洛阳？”
皇帝的威严，且有这么充分的理由，众大臣不敢再开腔。经过充分的准备，半年后，孝文帝命令太傅拓跋丕留守平城，亲自祭告祖庙后，派高阳王拓跋雍、于烈二人奉迁先祖神位移驻洛阳，自己亲率一百万平城军旅士民，浩浩荡荡往洛阳迁徙。与此同时，孝文帝依据王肃的建议，做了几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把北魏的改革推向高潮。
吏治方面：孝文帝借迁都之机，对百官进行考核，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制度，将各地官员分为上中下三品。首先拿自己的亲属开刀，对“无勤恪之声”的弟弟，广陵王拓跋羽解除录尚书事的中枢机要职务，铨简优劣。降职去职的官员“人无怨者”。以品行优厚的知识分子为官员储备，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共济一朝的可喜局面。
军事方面：将迁移到洛阳的军事武装力量进行精简整编，组织了一支十五万人的羽林军部队，为守卫京畿的嫡系部队。孝文帝终于有了一支听其指挥的国防军。解除了坞壁地方武装的后顾之忧。
经济领域：借迁都洛阳的大规模移民时期，清理核实户籍；革除以物易物的旧俗，以人口基数和物价标准，铸造“太和五铢钱”，发行货币流通。第一次大规模的以人口普查基数、商埠库藏财物为基数，制定货币发行量。
文化领域：尊奉孔子为文化始祖，孝文帝亲自祭拜孔庙，修葺孔子墓，建碑刻铭。封孔子后人为崇圣侯。诏禁士民，不准穿胡服，说胡话，音乐典章制度一律以汉族传统为标准，禁止被发左衽的鸟语蛮舞，官员按品秩一律更改为峨冠高戴的“汉官威仪”。
婚姻种姓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移风易俗，决定将拗口繁杂的胡姓改为通晓明白、朗然上口的汉姓。他发布诏令说：“鲜卑人把大地称为‘拓’，把君王称为‘跋’。我们本来就是正统的汉人后裔，我们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第一，皇帝乃天下之第一。第一者，元也，所以应该改姓为元。皇子拓跋恪自此更名为元恪。诸位功臣旧族凡从平城迁来洛阳的，复音节的姓也一律改为单音节的姓。”
大臣李冲和召还回朝的大臣王肃把早已拟就的姓氏改革名单予以公布：改达奚氏为奚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达氏为尉氏，总之，凡鲜卑姓氏，一一更改。
通婚方面，孝文帝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充实后宫。
孝文帝的众多兄弟和鲜卑贵族也娶汉家女为妻。鲜卑族原有婚姻的，要休掉同族的女子再与汉家女通婚，或者是再娶汉家女子为正婚正堂夫人，而将原有的鲜卑夫人改为妾。这样的矫枉过正，让很多鲜卑贵族一个个如当年李盖休掉妻子，与武威公主结婚的心情一样，弄来哭笑不得，却又不得不遵照执行。
为了让鲜卑拓跋王族与汉族血统的名门望族婚姻匹配，孝文帝诏命议定汉族名望贵种。排定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重门雅望。
此时，有人提议薛氏应为河东荗族，孝文帝一听就笑了，说：“薛姓，典型的蜀人姓氏。巴賨蛮夷，岂可入郡姓。”在皇帝的议案中，本来没考虑到薛姓，这句玩笑话，更是一句无意间的敷衍。
无意间的一句话，惹怒了一个武将——正巧，这天在宫廷负责警卫值勤的羽林监薛宗起听见了孝文帝所说的话，全然不顾尊卑礼仪，一个小小的羽林监是没有资格进入议事大殿的，持械进入大殿更是触犯杀头之罪，他居然毫无顾忌，气呼呼地一直走到御座前，把在座的王公大臣吓得脸青面黑。
薛宗起很不服气地争辩说：“臣之先人，汉末时即入蜀为官，二世之后，复归河东，传到现在已有六世了，怎么能说是巴賨蛮夷呢。今我辈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胡虏蛮姓了吗？如果薛姓都不能入郡望，微臣这一生还有什么作为。”说着，羽林监薛宗起狠狠地把铁戟摔在殿堂上，用力之猛，铁戟应声在大殿基石上碎成数截。之后，气愤地拂袖而去。
这是一起“逆龙鳞”的严重政治事件，如果在狗肚鸡肠的汉族皇帝面前，“逆龙鳞”的大臣从来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薛宗起这样的言行，自然是把朝堂上所有的大臣都吓得瞠目结舌。他的率意而为，不仅肯定薛姓是正宗汉族大姓，居然还攻击说拓跋氏才是“胡虏蛮姓”，这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也是孝文帝宽宏大量，听了薛宗起的话，不仅不怪他粗鲁，反而笑着招呼他说：“薛卿您回来。”待薛氏返回御座前，孝文帝起身对众大臣们说：“这么说来，元姓为天下第一，这薛姓应为天下第二了。”
众大臣都被孝文帝的幽默逗笑了，连薛宗起也破涕为笑。“好好好，朕认定薛姓为河东荗族。”宣布了诏命，孝文帝掉头对薛宗起说：“这下您可是大有作为了。爱卿名为宗起，实际是‘起宗’呀。”
这话，又一次引起轰堂大笑。这种擅闯大殿、攻击皇族的严重“政治事件”，就这样在笑声中大而化之。此事若出现在惯于勾心斗角、使小心眼的纯种汉族皇帝身上，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宽容大度，不乏幽默。
刑法方面：清除鲜卑高贵、汉族低贱的量刑标准，同罪同刑，不分贵贱。同时，废除在实施斩刑之前男女皆除衣，裸体死刑的侮辱性举动，保持受刑人临死前的尊严。这样的改革，不能把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样的临终关怀，一直延续至今。
有这些改革如果不执行的话，将只是流于形式的一纸空文。孝文帝深谙中国人“说大话使小钱”的陋习，从各方面予以监督核查。
有一天，孝文帝在洛阳街上，看见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中，身上还完全是鲜卑的服饰打扮。他当即召见任城王拓跋澄，责备他督察不严，执行命令不力。
拓跋澄为自己辩解说：“在偌大个洛阳城，只有极少人因恋旧才是这种打扮了。”孝文帝尖锐地问：“难道要全部都这样的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
说完，转身吩咐随行的史官：“应该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拓跋澄哭丧着脸哀求说：“我严厉督察还不行吗？请圣上别记载这件小事。”孝文帝严肃地说：“不行！历史就是历史！来不得半点虚假。”
孝文帝的改革不久即见成效，经发行货币时的人口摸底，此时北魏的疆界大约是西晋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却达五百万户，超过两千万人，是西晋太武帝司马炎统治时鼎盛时期人口的一倍多，足见此时的北魏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在冷兵器时代，勇武疯狂的野蛮民族总是用棍棒战胜羸弱文静的开明民族，而后来，前者却总是被后者的先进文明所征服；最终，急起直追地融化在开明民族的血液中。
孝文帝所走的道路，正是一条前人没走过的光明大道。从漠北迁徙来洛阳的鲜卑、高车、丁令等上千万人口，在其后的生命轨迹运行时，也完全融合在大汉魂的血液里，融化在汉化的“百家姓”中，其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行“人种改良”，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日本人，就多方面学习了拓跋宏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