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东升就是无法压抑自己的喜悦之情，触摸着眼前的这一切，才会让他真真实实感觉到，那失去的权力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
过去，其实就是他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而已。
他没让秘吏陪他，也没要司机送他，自个儿出了县衙大门，对着向自己敬礼的门卫点了点头，然后沿着笔直的珠市老街一路往下溜达着，悠然地看着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古老民居，踏着青色的石板路，他的思想穿越了历史的天空。
历史上，濮县有过几条繁华的街道。
回子街、南正街、马蹄街、珠市街、西门外，一百年前，这里就已经商铺林立，居民众多。
这里云集了城里的茶庄、金银铺、铁匠铺、客栈、马栈、饭庄、酒肆、百货店、药材店。
每天早晨，当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用青砖砌成的城门打开后，四处而来的商人、村民便会把一条条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热闹得很。
天南地北经商的人多了，于是城里就有了两湖会馆、两广会馆、四川会馆、贵州会馆、江西会馆、建水会馆、通海会馆、玉溪会馆、石屏会馆等众多会馆。
在这些会馆中，要数石屏会馆的规模最大，会馆中的关帝庙供奉关公像，庙会时会馆中演奏洞经音乐，唱滇戏，十分热闹。
历史上，濮县的手工业发达，金银工匠手艺精湛，闻名遐迩。
李东升刚来濮县初任主簿那会，经常喜欢走访民间，了解民情，他曾多次听一些老濮人讲过，濮县的金银工艺制品质纯工精，形式多样，鸟兽鱼虫、镂花雕草，形态逼真，就连细如蝇腿的金链也光洁均匀，不见焊痕，极尽工艺美术特色。
另外，濮县的皮革业也很发达，濮地产的铜铃、皮鞑子，以及玻璃簪缨、铜项圈穿花的攀胸、肚带，甚至牛角骨圈穿鞭索、镶铜绣花后的鞭子都很美，深受各路马锅头、商人的喜爱。
李东升执政濮县后，竭力拓展濮城的生存空间，大力搞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几年时间，林立的高楼取代了低矮的瓦房，笔直的大街在城市的周围蔓延，水泥覆盖在青石板小道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代替了各地来的马帮，手机、互联网、K歌、蹦迪、花花绿绿的时尚时装充斥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装点着人们的生活。
这座百年老城的精髓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濮人色彩也渐行渐远，不再有自己的特色。
虽然十五年后的人们更加乐于谈起这座城市的“豆汤米干”、“大红菌煮鸡”，但不少的中年人却依然恋恋不忘那时的濮县小城。
雨季天，低矮的屋檐上“嘀嗒”、“嘀嗒”地淌着雨水，不用几天，房子上便长出了许多的小草和苔藓。
城中一条弯弯的小河，从城中心流过，一座小桥叫“马笑桥”，跨城而立，河水清澈，城里的不少孩子每天都在桥上“扎猛子”、“跳炸弹”，然后在桥下学会了游泳。
马笑桥周围是一片片的湿地和鱼塘，夏日荷花飘香，秋天里一片片白色芦苇在夕阳中变成美丽的图画。
鱼塘边总是有着几只等候抓鱼的“叼鱼郎”，瞬间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蓝精灵嘴上便会叼着一条小鱼上来。
草丛中青蛙很多，一城人枕着此起彼伏的蛙鸣声进入梦乡……
濮县，城小却很美。
前世的李东升效仿深川等大城市的发展模式，一味追求现代化，忽视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致使一些特别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被拆毁。尤其是自己倒台后的十五年间，共和国一味追求GDP的发展，各地大力推行房地产政策，更是将濮县的老建筑拆得七零八落，濮县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历史文化的遗迹和内涵。
而重生后的李东升，亲眼目睹了共和国十五年建设的得与失，对今后如何发展濮县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构想。
他随便找了一家快餐店坐下，要了一荤两素，要了一个萝卜排骨汤，慢慢地吃喝起来，感觉味道还不错。
出狱后，他辗转京城、陪都，那些年，吃快餐是经常性的事，直到后来在深川成家定居，才很少吃这三块钱一盒的饭了。
说实话，他主政濮县的五年间，切切实实为濮县人做了很多事情，有些还为濮县开了个好头，比如濮城的道路交通、国企改革、城市卫生、生态保护、年轻官员提拔等等，可以说都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而在他刚倒台那会，媒体却大肆抨击他的施政行为，说他“好大喜功、盲目蛮干”；说他“工作作风虚浮，做事不讲科学，专‘放卫星’”；说他“不懂行政部门的组织法规、不懂经济政策”等等，公诉机关甚至用“无知、无德、无法”来形容他，简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
十五年后的今天，濮县渐渐受益，就像他重生前那个给他打电话的记者所说，濮县人一直记得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老百姓还是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国人的一大喜好。
这缘于“成王败寇”的古老思想，在位的时候，千好万好，再大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旦倒台了，就算做得再好的地方也会有人攻击你。
在这一点上，前世的李东升有些愤懑，重生后则有了另一番理解。
纵观五千年的人类发展史，只有两条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
人在政存，人亡政灭，当一位主政者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基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
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走，它经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复，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盘，围绕着远古就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看看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比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所谓专制制度国家，比秦始皇时代又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