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韩安面色铁青起来，思虑大半天，终于狠下心来，沉声说道：“也罢，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老将军尽力去作战吧。”
韩国老将申犰再三拜别，挥泪而去。
韩将申犰全力凑集了五万新老兵士，再度开进洧水南岸老营地防备秦军来袭。
新郑城外二十里，秦军大营。
秦将韩腾听闻韩国老将申犰率领五万老弱残军正在修建营垒，不禁感慨万千。
“大势使然，非匹夫之勇可以扭转。”秦将韩腾感慨了一会，随即下令道，“传令全军开拔，今晚本将军就要在新政过夜。”
韩国的壁垒尚未修复完毕，秦军的三万步军便在响彻原野的号角声中，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连排强弩发出的长箭，密匝匝如暴风骤雨般倾泻扑来。
韩军尚在壕沟中慌乱躲避，秦军的一辆辆壕沟车便轰隆隆压上头顶，剑盾长矛方阵立即黑森森压来。秦军的步伐整肃如阵阵沉雷，三步一喊，杀声如山呼海啸。秦军的狞厉杀气，使韩军还没有跃出壕沟布阵，便全线崩溃了。韩国老将申犰也战死在乱军之中。
秦军无数壕沟车一排排铺进河水相连，一个时辰在洧水又架起了三道宽阔结实的浮桥。各种攻城的大型器械隆隆开过，堪堪展开在新郑城下，步军马队呼啸而来，半日之间便将新郑四门包围起来。
一阵凄厉的号角之后，秦将韩腾亲自出马，向箭楼守军喊话：“城头将军立报韩王：半个时辰之内，韩王若降，可保新郑人人全生！韩王不降，秦军立马攻城！其时玉石俱焚，韩王咎由自取！”
韩王宫大殿内，韩王韩安早就听见城外震天的喊杀声。
一名王宫卫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不好了！韩国老将申犰战死在乱军之中。
平山侯韩闯趁机再进谗言：“大王，事已至此，不如顺势归顺大秦。这样，大王和王室宗庙都可以保存下来。”
韩王韩安大悲：“寡人死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了！”
此时，又有一名王宫卫兵前来禀报：“秦将韩腾宣称：半个时辰之内，韩王若降，可保新郑人人全生！韩王不降，秦军立马攻城，其时玉石俱焚！”
平山侯韩闯急忙再添一把火：“大王，不能再等了！迅速归顺大秦吧！”
韩王韩安此时也吓得忘记了哭泣：“寡人愿意归顺大秦了!”
就在秦将韩腾的攻城令旗高高举起将要劈下的时刻，一面白旗在城头树起，新郑南门隆隆洞开。
韩王韩安素车出城，立在伞盖之下捧着一方铜印，无可奈何地走了下来。
韩国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到前230年被秦国所灭，历经174年，成为东方六国第一个落下帷幕的七雄之一。
投降，自古以来就是一门高深学问。合适的投降方式，既能向胜利者表示臣服，还能保持基本的尊严和相应的待遇。近现代，投降过程非常的随意，双手抱头，一尺白布就能搞定，严肃点的也只是搞个签字仪式什么的。而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却把投降这个事玩的多姿多彩，非常的有仪式感。
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方式，当属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那么肉袒牵羊这一打扮有什么含义呢？是郑伯个人的行为艺术，还是当时的惯例？这一切都的先从古代礼仪说起。
肉袒，也就是上半身不穿衣服，在古礼中代表请罪、惩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记载了廉颇“肉袒负荆”向蔺相如请罪的故事，后人还总结出一个“负荆请罪”的成语。郑伯肉袒，即表示自己有罪该打，旨在向楚庄王致歉。再说牵羊。
牵羊的义涵又是什么呢？先秦时，人与人见面，必须携带见面礼，叫做“挚”，或作“贽”。挚的品类，依照身份性别而有不同；从另一角度说，用什么挚，即反映出双方是什么关系。《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郑伯与楚王都是一国之君，两人相见应当执一种名为圭的玉器，但现在郑国战败请降，郑伯必须表态，从他牵羊为挚来看，即表示郑伯愿意在某一条件下臣服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希望投降后仍拥有相当于上大夫的资格。
楚国的制度和中原国家不同，中原国家的上大夫，相当于楚国的县公，郑伯的态度，是希望仍保有国家，充当楚国的县公。他没执圭，执圭就代表他想继续与楚庄王平起平坐，他也没执雁，执雁便把郑国贬得太低了。而且周武王伐殷时，商纣王长兄微子启肉袒牵羊，不但保住了性命还成为了宋国的国君。如此看来，郑伯肉袒牵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在投降这件丢人的事情上，有时无声的礼仪姿态，胜过千言万语，还可以避免或降低谈判时的尴尬。
所以，楚庄王接受了郑伯的投降，命令军队后撤30里，与郑国义和；
言归正传，秦将韩腾昂昂然接过韩王韩安双手奉上的铜印，高声下令：“铁骑城外扎营！步军两万入城！”
韩王韩安及韩国大臣被悉数押送咸阳。
旬日之后，秦将韩腾接到秦王特书：封存韩国府库宫室，以待后书处置；秦将韩腾所部暂驻新郑，等待接收官署开到。一月之后，秦国书告天下：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
公元前230年春，秦王嬴政十八年春，韩国正式灭亡。韩王韩安投降，韩国灭亡。秦国以韩地建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韩国灭亡后，韩王韩安被迁离韩国旧地，软禁于陈县。这样，韩国成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
后记：公元前226年，韩国旧贵族在故都新郑发动叛乱，秦国出兵平定叛乱。叛乱平定之后，为了根除祸患，秦人将软禁中的韩王韩安处死。
秦国用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将韩国一举攻灭，占领了地处“天下之枢”的战略要地，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韩国很不易，韩国很可怜，活得很艰难。真的像秋风中的露草寒虫，风枝暗鹊，从来没强大过，从来没辉煌过，今天向这个低头，明天向那个哈腰，偶尔也和别国打打杀杀，但吃亏的时候多占便宜的时候少，凭着生存的毅力勉强地支撑着，明知早晚会是别人的盘中餐，还要那么低声下气，提心吊胆地活着。就这么着，屠刀还是先落在了它的头上。
韩国，一个让人可怜和同情的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国家。三家分晋从“老板”那抢来的地就不多，偏又处在秦和魏的夹缝中，四邻都是强国，谁有气都找他出，求利又都找他搓油，所以韩经济上很繁荣，政治上很庸聩，外交上很弱势，军事上很无奈，在“七雄”中是个典型的受气包。
前后立国一百七十四年，既没出个名君，也没有过名相、名将，除了申不害变法和发兵灭郑也没有过什么象样的作为。今天向这个求和，明天给那个磕头，想跟小国使使横还得看看他身后靠山的脸色。
夹缝当中谋生，鳄鱼口里保命，不容易啊！
韩、赵、魏三家原是晋臣，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取代了晋公室的君权，又灭掉了竞争的同类，于周考王四年，即公元前436年瓜分了晋君的土地，一晋变三晋。在这次掠夺式瓜分中，得到的土地较狭小，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部分地区。西与秦接壤，北与魏相邻，南与楚、郑为伴，是典型的四战之地。
分晋之初建都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韩武子时又迁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市西南古城镇），经济很繁荣，可为了躲避强秦，不得不迁都到阳翟（今河南省禹县）。阳翟是中原古城，地处交通要道，当时的天下名郡，有“富冠海内”的盛名。到了公元前375年，韩国终于如愿以偿地灭掉了郑国，又迁都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不难看出，都城一直向东迁，原因就是躲避秦的兵锋。
当时韩国著名的都会还有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韩王安作为最后一代君主，连个谥号也没捞到，历史上就称其为韩王安。
公元前233年，秦王嬴政准备用尉缭之谋攻打韩国，韩王安听说了就马上选派使者去秦，公子韩非主动站出来做这个使者。
其实韩非的真正意图也不是做不做使者，而是明知韩国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想以自己的才能打动秦王嬴政，在秦国为自己找个出路。
当然，他的愿望注定难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