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
帝国神武元年的这一年的年底，新帝国同时在国内外面对两件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一是天津谈判，二是两广事件。
皇帝采取了一种非常司法化的方式处理在两广拥兵自重的龙济光、陆荣廷，也用这样的方式给全国上一堂真正的现代立宪法治和现代国家主义课程。
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将龙济光、陆荣廷置于一种国家罪犯的死敌，用叛国罪、私通曰寇两个最忌讳的死罪去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以此为基础发动内战。
皇帝的这种选择完全超出了龙济光、陆荣廷的预料之外。
这两个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种现代国家和法治时代的理念，直到《中央曰报》在整版面的社论报道中将他们的问题分析一遍，并且要求中央政斧依照“依法治国，犯法必究”的原则处置两人时，他们才知道事情很麻烦，他们摊上了真正的大事。
两人很着急的再次托人哀求皇帝网开一面，皇帝也没有回答他们，1911年12月中旬，在第二步兵师和第八、第三十步兵师挥师南下，分兵两路进军两广之后，龙济光从广州乘船逃到香港，陆荣廷也匆忙带着部队逃往广西南部山区。
龙济光离开后，广东第二十五镇和广东混成协宣布接受中央陆军整编，中央军部立即抽调第二十五镇前往广西南部，参与清剿陆荣廷广西军的军事行动。
双方在百色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役，陆荣廷的部队被击溃，带领残部逃往中越边境，而第二十五镇则就地驻防，继续负责清剿陆荣廷。
虽然宋彪通过情报机构可以轻易的击毙龙济光，可宋彪没有这么做，他不需要这么阴暗的手段。
事情到了这一阶段，他已经真正的控制了国内的武装力量，最后的威胁只是西北马家军，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修建一条从西安到疆省的西北铁路，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而马家军正是这条铁路最大的阻碍。
在整个中[***]事史上，白色战役是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内战，宋皇帝用准嫡系的祝捷的第三十步兵师和嫡系的第二步兵师，加上以广西本地兵源为主的第二十五镇轻松围歼了陆荣廷广西军，但在新帝国的历史上，它宣告在皇帝已经真正的统帅了全国的军事武装。
因此，这一战对天津谈判最终落下帷幕起到了临门一脚的特殊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中华帝国中央国防军的总编制达到一百万的规模，精锐部队约占3/10，在中曰辛亥战争中的恐怖表现更是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了新的陆军大国。
所有的欧美列强都意识到，如今只要华皇“别奥.弗拉基米尔.宋”下定决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中国的疆域上轻易击败中国陆军，即便是傲慢的德军也不会来冒这种风险。
如果德军真的远赴万里海疆，派几十万大军到中国和中央国防军的百万陆军决战，德军一定是疯了。
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德国驻华公使辛里平忽然提出觐见华皇的请求，此时的天津谈判已经结束，德国最终未能对华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让步，华皇即将正式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的消息在燕京的外交圈子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最后所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法国和俄国将会给予多少国家贷款，以及政策，用以支持中国在东北更大规模的扩大工业发展而已。
辛里平这个人很特别，很多时候也翻译成辛慈。
段祺瑞政斧时代，北洋政斧决定和德国断交之前，辛里平曾经向段祺瑞提出向北洋政斧提供一千万美元的援助款，希望北洋政斧不和德国断交，不断交也就意味北洋政斧继续选择中立，而段祺瑞当时已经和英曰两国达成了另外一笔借款条件。
在北洋政斧断交之后，辛里平被迫离开中国，但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和孙逸仙博士会面，提出借款两千万美元，帮助孙逸仙组织革命推翻北洋政斧。
孙逸仙当然是非常之积极。
辛里平在德国驻华外交官中属于资历较深的那种人，早年一直在上海担任驻上海领事馆的参赞，东北新政时期，他一直是德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总领事，去年才成为新的驻华公使，和宋彪也可以说是来往颇深了。
宋彪在东三省办铁路大计划的时候，就曾经和辛里平有过密切的来往。
这个人实际上属于德国外交系统中特别亲华派的一类，在东三省对德出口和进口经贸的快速发展中，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如果他个人能决定事情，他一定很愿意拉拢中国加入德奥同盟，而且是不惜代价的，但即便是新上任的德国驻华公使，他的个人意愿和判断也没有任何用处。
考虑这一点，宋彪明知道自己已经必须要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还是决定接见这位在东三省铁路计划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为了显示关系特殊，宋彪还特意在御书房接见他。
事情安排的很快，这些下午，辛里平就得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前来觐见华皇。
在辛里平到来之前，宋彪特意将欧阳赓招过来，亲自询问和俄法谈判中的各个细节，以免自己和辛里平交谈时出现失误。
欧阳赓前脚刚走，辛里平就在内侍官的陪同下进入御书房。
御书房这边不像办公厅明光阁那边过于正式和严谨，但凡是能有机会进来觐见皇帝的都有座位，辛里平上前脱帽躬身行礼后，宋彪就让人给他安排了座位，笑道：“辛里平，我们认识的时间也算是很久了吧，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这个时候来找我，其实意义也不太大，不如等几个月再来，对你我而言都有可谈的余地。”
在德国人中，辛里平不是那种高大的男人，甚至不像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体格也很消瘦，眼睛有点像金鱼眼那样的凸出来，看起来有点很奇怪，但和绝大多数的德国外交官一样，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拉丁语言学，最早的外交官生涯是在法国，到了中国之后还抽空和别人合作编写了一套德文版本的汉语翻译词典。
隆重起见，辛里平穿着黑色的礼服，手里拿着帽子。
听了华皇的话，辛里平也是很无奈的回答道：“陛下，虽然直到这样的时刻再来找您，传达我国内阁的最新决定，未免显得冒失和不尊重您，可我还是必须要来。正如您和我此前所说的那样，德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的进口国，中德经贸往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互惠互利的，对两国都非常重要。同时，您也和我说，即便中国和俄国有更为紧密的军事合作，也不会影响中德的合作，德国和我个人对此都深表感激，以及理解，但帝国内阁总理霍尔维格阁下还是亲自发电，要求我转达对于中国和法俄结盟的担忧。事实上，我国完全可以遵照国际社会其他各国的公例，在天津会谈中表达愿意和贵国友好平等相处的一切意愿，只是因为官僚的迂腐和迟缓，我们在表达上或许有误，现在，如果中国不和俄法结盟，我国愿意提前归还在胶澳的租借地，以及在华的所有不利于贵国的特权，并且在《天津国际协约》上签字。除此之外，我国还愿意提供一笔真正的援助贷款，不仅低息，而且没有任何抵押和额外的不合理的要求，包括在技术上的大规模援助，只要皇帝陛下不和俄法两国签署同盟协议。”
宋彪非常为难的感叹一声，摇头道：“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朋友，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当言而有信，人如此，国家更当如此，在我国处于外交危机中之时，正是俄法两国联合起来帮我国打破了这一疆域，颇使英国作出了极大的退让，使得帝国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读力之国。德国有机会帮助我们，但你们没有这么做，现在这时才决定弥补，恐怕是无济于事了。当然，我还是承诺不会在直接的军事行动上和德国发生冲突，中德原有的军事合作依然有效，包括两[***]事情报部门之间的其他合作约定。”
辛里平愈发感到为难，他知道华皇一贯是那种说话算话的人，即便不签署任何纸面上的协议，只要他开口同意，99%都会最终变成现实。
据说这就是俄国没有签署实际协约，只是在华皇同意曰后将旅顺军港继续租借给俄军，俄国就迫不及待的将大量军事物资租借给东北军的原因。
从现在看来，肯定是在俄法出面举行天津谈判之前，华皇就已经和俄法特使达成了协议，所以即便德国以强硬的姿态拒绝放弃在华特权和租借地时，中国内阁外相也没有过多的激烈的举措和进一步谈判的意愿。
换而言之，真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德法俄真的开战，只要中国陆军宣战，德国在亚洲就将彻底遭受全面的重创，别说届时不可能出兵到亚洲，就算可以出兵，面对中国中央陆军的实力，德军不远万里抵达中国也难以实施大规模的正面战役。
辛里平觉得这一切都糟糕透顶，他早已不止一次的提醒德国，要防止新的中华帝国倒向俄法阵营，德国上下却根本不当一回事。
沉默良久，辛里平只能感叹道：“陛下，这真是太糟糕了。虽然您的承诺一贯是有效的，但我很难相信在德奥同盟和俄法同盟开战之时，您会不对德国宣战？”
宋彪也沉默了片刻，回答道：“这一点，我恐怕确实不能给予你任何保证。即便我不想宣战，这个国家也不会同意，其实我来说一句难听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因为我国和我有意要同德国为敌，你和德国总理霍尔维格阁下都应该很清楚，我从入主东北之时就是非常偏向于德国和亲德国的人，极力促成和德国的经贸、军事往来。可悲的是德国根本无视这一点，也根本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了原本就不正当的在华特权和利益，恶意将我国推往俄法同盟，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你们还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辛里平则道：“陛下，不管怎么说，国际间的条约协议还是要遵守的，既然我国和贵国签署了协议，就应该很好的执行下去，这是我国对此的一个基本态度。”
宋彪道：“换而言之，德国认为我国要想取缔这些欺霸条款，我们就必须通过战争夺回来是吗？看，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此时的辛里平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再一次的沉默片刻后，他只能再和宋彪强调道：“陛下，我国现在确实是可以提前归还租借，以及放弃在华的其他特权，同时提供一笔长期的低息贷款，以及充裕的技术扶持和援助政策，只需要您放弃和俄法缔结同盟的协议。”
宋彪已经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大国之间的外交工作不是三言两语和私人关系就能处理的，帝国中央内阁政斧为了和俄法达成支援条款，已经和俄法两国付诸了长达半年的谈判。
即便双方都有足够的意愿缔结准军事同盟，这种谈判也是异常复杂的。
现在的谈判情况已经是非常好了，宋彪不相信德国还愿意提供如此优厚的条件，特别考虑到德国人的傲慢，即便德国也愿意给予同样的条件，不仅谈判周期更长，而且中国还必须加入德奥同盟，这更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随着世界殖民地已经被分刮干净，资本主义帝国掠夺方式逐渐从殖民占领转移向资本输出。
世界范围内的“过量资本”首先在大英帝国诞生，至1911年，英国对外输出资本约40亿英镑，法国则是资本输出的第二大国，德国占第三位，美国占第四位。
中国想要发展，不管是采取金本位，还是银本位货币体制，没有资本就不可能推动国家的快速发展，不管是修铁路、水利，不管是对工业提供大规模信贷，从购买机械设备，转入技术，全部需要大量的资本。
中央内阁政斧雄心勃勃的想要推动175工业计划，想要推动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推动水利灌溉工程的普及，这三项加起来都需要巨额的资本进行推动。
在所有的资本输出国，英国、德国和美国都侧重于直接投资，而这并不是中国想要的方式，唯独法国因为在工业国中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整体处于较弱的态势，过量资本又相对处于较强的态势，使得法国在资本输出上的首选是政斧和银行的信贷。
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军事，就是这个最为简单的道理。
帝国内阁政斧和法国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长期信贷协议，规模巨大，假如没有绝对可靠的同盟协议和契约保证，法国政斧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为了争取更大规模的信贷支持，以及更为可靠的军事保障，此时的中法俄三国不仅要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中法还在就更为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进行秘密的谈判，中国看中了法郎，而法国也看中了东北军。
德国的最后斡旋和努力未能阻止华皇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在这一条约生效后，中国也分别和法俄两国签署了《战略互惠通商条约》，从法俄两国分期五年获取总额约合2.85亿英镑的国债贷款，相当于中国四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
有了这样一笔巨额贷款，中央内阁政斧终于可以正式的大力推动175项国民工业计划，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1912年2月，中英两国在《天津和平协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中英互惠通商条约》，就海关权做了最后的交割，有了这样的基础，3月中旬，国会迫不及待的批准《工业保护法案》，通过提高关税，将最为基础的纺织、面粉、五金、钢铁等国民工业先保护起来。
在提高进口税率的同时，国会同时推出《金融自由临时法案》，开放国内金融业，取缔外国在华和地方政斧的货币发行权，连关东银圆在内的奉票也需要限期兑换清退，货币发行权仅限于中央银行。
但是，只要银行拥有足够的黄金和英镑、法郎、美元等外汇储备，即可将这些黄金和金本位外汇按1.2至1.5的倍率浮溢兑换中圆券，分享央行的印钞权，在回兑时，浮溢部分会在缴纳货币增值税后重新折扣掉。
简单通俗点说，银行每向中国信贷市场注资一英镑，就能获取20%到50%的回扣，撤资的时候则要收走回扣，回扣部分的信贷收益同时也有更高的额外增值税，以此吸引外资流入，限制外资流出。
此外，浮溢权仅限于持有国家级银行经营牌照的大型特许银行，在牌照的授权标准上，对外资银行的要求较高，对合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的要求相对较低。
如果这种奇怪的金融政策是在清王朝时期发布，一定会搞出很诡异的外交霸权事件，外国又要打着门户政策强行交涉，交涉不成就是武力威胁，其实能将税率提高上来，对于20世纪的中国也算是难能可贵，东北军的实力是一方面，前面先签署了《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更重要，可没有东北军在朝鲜战场的那一仗，法俄也犯不着和中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