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臣两年没见，风采更甚往昔啊！”
京城最大的码头某个泊位，桂良正一脸欣喜的接待远道而来的两广总督吴可。
“桂大中堂你也不差，看你满面红光的样子就知道了！”
吴可呵呵一笑，一点都没有旅途劳顿的摸样，跟着桂良开起玩笑来。
“走走走，花沙纳那家伙还在城里等着呢，今天一干老哥们替你接风洗尘！”
桂良接着玩笑了两句，便一把拉住吴可的胳膊往旁边的豪华马车走去。
吴可也没推辞，他和桂良以及花沙纳都是战场打出来的交情，虽然两年对时间没见但平日里没少书信往来，是吴可了解朝堂局势的主要渠道之一。
虽说他在京城安插有心腹探子，但朝堂上的事务毕竟太过高端，不是区区身份低微的探子能够探察得到。虽然朝堂上根本藏不住消息，就象个大漏勺一般一旦发生什么不过一时三刻便传得满京城都知道了。
可那特只是流言而已，总不能真拿这玩意当情报吧？
而且朝堂上很多事情，不亲身经历是根本弄不明白情况的，有桂良和花沙纳这样的朝中大员暗中通报消息，吴可虽远在广东却对朝堂上的局势了若指掌。
跟着一帮熟识的朝堂大佬胡吃海塞了几天，等该联络的朝中盟友都好好联络了一番，并且每人奉送一盒子南海珍珠并西洋希奇玩意，又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昏沉沉的脑袋彻底清醒过来，这才正式进宫晋见两宫太后以及小皇帝。
他带来的那两盒子南海珍珠以及一株三尺来长全身火红的珊瑚起了作用，两宫太后的态度那叫一个和颜悦色，只是稍微问了问两广现在的情况，也不等吴可详细汇报便客气的将他打发出宫。
吴可倒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如果可以的话他真不想进宫，更不愿意跟两寡妇待在一起，而且还是大清最有权势的寡妇，心理压力实在有点大了啊。
幸好大把珍奇异宝撒下去效果不错，轻易的便将两宫太后的注意力转移。对于女人而言这些闪闪发亮的玩意，可比大把大把的银票有吸引力多了。
见过两宫太后之后吴可的述职就算完成了，之后一段时间就窝在京城跟各方联络感情交流情报，各取所需忙得不亦乐乎。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运河也逐渐上冰慢慢冷清下来，各地督抚陆续赶到京城述职，京城各大会馆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样的天气想回去是不可能了，吴可来时便做好了在这里过年的准备，待在面积宽敞设施齐全的广东会馆，一边接待上门拜访的来客，一边又时不时跑去各大会馆窜门认脸。
他虽然此时已经身居高位，可是由于晋升太快又一直属于清军序列的缘故，跟文官系统打交道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后来又一直都在湖广，河南，京畿还有两江以及两广打转转，认识的文官数量也多不到哪去。
身为堂堂的两广总督，朝廷一品大员中的顶尖人物，吴可自然不用想那些苦哈哈的中层官员那般，整天沉迷于酒池肉林之中不可自拔，虽然过年期间吴可也有不少宴席需要参加，但官位到了他这份上基本上用不着灌酒之类的活跃助兴。
期间他特意跑了一趟恭亲王府，送上一份丰厚礼物又跟此时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好好聊了一阵，互相交流了各自对大清未来的看法。
如今的恭亲王可不是两年前那位被咸丰帝狠狠打压，有势没权在关键时刻又被拉出来顶缸的闲散亲王。与帝后党联合在与顾命大臣的争斗中取得上风，一举整趴下四位顾命大臣后论功行赏，恭亲王被直接任命位为首领军机王大臣，可谓权势滔天声势之大一时无两。
虽然两人有同守京城之谊，但因为双方身份上以及性格上的缘故，很难成为遥相呼应的同盟关系，最多也就是比中立派大臣的关系更亲密些，仅此而已。
此时恭亲王在两宫太后的支持下可谓独揽朝政，正是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吴可的到访正好撞在恭亲王正火热的枪口上。
两人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先回顾了当年保卫京师时的峥嵘岁月，之后在恭亲王的要求下吴可简单描述了一番两广的局势，在恭亲王的刻意引导下话题不知不觉偏到了列强身上，引起了吴可心中的好奇和警惕。
恭亲王很快透露心中真实想法，吴可一下子被震惊到了：尼吗这是要开始洋务运动了啊！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残酷教训，执掌大清权柄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在此之前，一些大清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朝廷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以英法俄美等国为首的列强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
但是在大清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朝廷统治的危机感。
曾，李，左诸人都在围剿太平天国过程中屡建功勋，他们在借助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
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吴可不是传统士大夫出身，作为穿越人事更加清楚满清的落后跟愚昧。
他天然就是洋务改革派中的一员，但他并不会整天嚷嚷得天下人都知晓，而是十分低调的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琼崖铁矿的开发就是最好证明。
他的历史知识虽然很挫，却也知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好处，还什么都没做呢就嚷嚷得天下人皆知，除了吸引眼球和拉仇恨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朝廷此时的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可以说整个朝廷都十分抗拒任何变革举动。以恭亲王等人为首洋务派还没开始动作呢，便吸引了大部分传统保守势力的敌视目光，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其实大清统治者遭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
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朝廷还能无动于衷。可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一干朝堂大佬们就坐不住了。
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同时，他还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是时，在北京朝堂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
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二十年前还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