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俞伯母看到女儿和儿子突然回家来了——那时没有任何人家有长途电话，所有的事都是“突然发生”的，上海和四川更没有联络之路还带了一个土土的女孩子，欢喜了一阵子。把我安顿在俞君的妹妹房里，他们全家再去客厅详细述说别后。
俞君的妹妹比我小一岁，是我进入上海生活的关键人物。第二天早上，我在她对面的床上醒来，赶快穿上我那件比较好的布旗袍和比较新的车胎底圆头皮鞋，看到她正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生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她，即使在日军占领的八年中，父亲也去世了，却没有吃过什么物质的苦。胜利一年之后，上海已渐渐恢复了国际都市歌舞升平的生活。她是五兄妹中的老么，生性虽然善良却很率性，有话直说，倒也缩短了我摸索适应的时间。在全家早餐的时候，她说下午要带我出去买些衣裳——事前她并未与我商量，事后我才渐渐全然了解，走在上海街上，我那些“重庆衣裳”使她难堪;没有腰身的布旗袍，车胎底的皮鞋，在六月的上海街上行走，说一口没有人懂的话八年艰辛的战时生活中，人人如此，学校的男同学说，“蓝旗袍也有几百种穿法”，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土”。
下午出门之前，她半强迫地要我换上一双她的浅色凉鞋。我拿了大飞哥由美国受训回国时送给妈妈的白色塑料皮包，那时后方尚未见过，我上大学时她送给了我，到乐山后，根本未从箱中拿出来，不久在全宿舍爆发的大窃案中被偷走，失物又全部在一个女同学床下“发现”，找回来发还。幸好那书形的皮包是好的舶来品，尤其好的是里面装着回重庆的船票钱和足够的盘缠，还有一笔“惜别费”第一次去武大时，临行爸爸在家中即告诫我说，“如果有男生请吃饭应设法还请。不可以占小便宜。”所以我自信可以付治装费用。
记得在那间服装店的镜子里看到的，真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自己。虽然只是米色
短袖衬衫，绪色裙子。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的时髦衣服。初中的童军制服是学校发的，升高中后穿的长袍。从冬到夏都是妈妈按学校规定到镇上小裁缝店做的。到了大学只是多了两、三种颜色的素面长袍而已。我们所有女同学都没有胸罩，内衣内裤也全是手工缝制的，高中以后，在上衣缝了几条“公主线”，形成两个小小的凹形涡涡罢了。换装后的我，有好几天连走路都不知手脚怎么放。俞家妹妹对于我“现代化”的结果大为赞赏，竟然更进一步坦白地说。“我二姐昨天带你进门的时候。我真
不明白peter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你笑的样子，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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