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条鞭法，景文的来源其实是来源于明朝时期的张居正改革所实行的一条鞭法。早在过去，景文也就早就实行过张居正的考成法。考成法也就是最早的绩效考核办法，是对于官吏是否称职的一个好办法。而现在也就是实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而景文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删节修改，因为景文也知道不能够教条主义，所以他主动的改变了一些内容。
本来一条鞭法里面其实是统一征收白银的，可是现在唐朝并没有明朝后期那种白银流入，大量白银让白银实现了货币化。所以，现在白银价值昂贵，不适合作为百姓交税的东西。而且，如果用白银，那百姓还要拿着粮食来换取白银，那这样也会被人剥削。所以，最好最节省的办法也就是官府直接征收粮食，然后由官府出面和商人兑换这些绢布和粮食。
当然，张居正当年的改革，是把所有税赋都统一改变成为白银。不过就目前大唐的情况来看，国家对于税收还是有多方面的需求的，不适合只收粮食。而景文也就退而求其次，通过这些粮食来换取绢布，然后送往中央。
而现在景文把所有税收的本位统一划分到粮食上面，这样百姓生产出来粮食，也就可以用来交税了。而剩下的粮食，其实百姓也都是够吃，甚至还有余粮。过去虽然朝廷轻薄税赋，可是经过了那些粮商和绢布商的剥削，等于是凭空增加了一倍的税赋，这样百姓未必承受的起。可是现在其实等于是减轻了一倍的税赋，并且徭役可以专门请人代为服役，这样可以安心的种田，反而应该能够增加田产的收成，抵消这些税赋也许可能不成问题。这样综合来看，其实百姓还是受益更大。而当年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几乎可以说是挽救了大明王朝，这里面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反对派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破坏了张居正的好政策，那也许大明王朝还真的能够多延续上百年，等到君主立宪的那一天了。
这种一条鞭法，最好的也就是减少各种官吏商人趁机剥削百姓的机会。如果税收种类过多，那官吏可以巧立名目，然后多弄出一些所谓的贡品，或者是什么各种实物税。如果实物税种类过多，那百姓也就无法通过自己生产获得。只能够通过用自己生产的东西去兑换。可是这个过程中，难免要接受别的官员商人剥削，反而凭空的加大了压力。而这种统一成为一种实物税，那也就是代表了官吏商人很难巧立名目，然后剥削百姓。而少了这种交易交换实物的过程，也就是减少了其中的剥削，等于是给百姓减轻了很多负担。
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统一税收的“本位”这个是历史角度的进化。而后世税收都是通过征收货币来征收，这个就代表了税收的本位统一了。而目前唐朝还不适合用货币来统一征收。所以景文也就用粮食。现在全国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专门负责农耕生产的人口。所以这些农业人口都是生产粮食，那按照粮食作为本位来征收是能够让无数百姓受惠的地方。所以。用粮食来征收，百姓叫交税这个过程中损耗可以说是最低的。而一旦由官府代替百姓出售这些粮食，那些商人也不可能像是剥削百姓一样剥削官府，这样税收在其中受到的损耗也就降到了最低。
所以。景文认为这个一条鞭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够大为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说，实行景文改变过的一条鞭法。是势在必行的，毕竟能够给百姓带来很大好处。
但是，如果按照常理，凡是改革家一般都没有好下场的。可是，景文却不担心自己没有好下场。所谓改革家没有好下场，那是因为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可是现在景文的改革，有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吗？或者说，这些所谓既得利益者的实力足够强大吗？
现在可是大唐刚刚开国的初期，朝廷上下的官吏都会努力为百姓好，贪腐得反而比较少。而如果谁想要给百姓增加负担，那你摆明了就是一个贪官污吏，没话说的。而且，景文也只是把税收的流程更换了一下而已，事实上并没有减少给朝廷的税赋，那些官员凭什么反对呢？税赋没有减少，那官员这一级也就没有理由反对。何况，官员在这个流程里面，其实也无法获得多少利益。官员本身也只是负责收税，然后统一运到指定地方而已。现在是刚刚开国的时期，全国一片让百姓修生养息的时候，是不可能增加各种杂税杂役的。
如果谁敢提出给百姓增加杂税杂役，那你的仕途也就到头了。所以，唐朝初年的时候，百姓并没有太多额杂税杂役，所以说地方官府的利益事实上也没有受损。而如果到了唐朝发展了一定时间之后，那地方官府也就会有一些各种杂税杂费的东西，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改革已经晚了。现在刚刚开国，各种利益群体并没有太多，所以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弱的，只要景文以减轻百姓负担的名义提出，根本没有人有胆子反对。如果反对者，那就是想要给百姓增加负担。朝廷上下都会拍死他。
至于那些收益的商人，以这个时代的商人，暂时还是无法和政府叫板的。就算是景文，如果他脱了这身官皮，也绝对不敢和政府叫板。所以，那些利益受损的粮商还有绢布商，也只能够打碎牙了往肚里咽，能够有什么办法。而景文也不是让他们亏本，只是让他们少赚一些，没有过去的那么暴利了而已。所以，那些商人也绝对不敢把官府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实力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弱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