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习惯家中没有女人的日子，如果真要给我生活中硬塞进一个陌生的女人，多半不是好事，父亲兴许也领悟到这点，除了那次的轻描淡写之外，就再没提起，直到去年元旦，视频里有个女人在走动，脖子以下腰身以上的部位在我的电脑屏幕中来回晃动着，我装着没看见，“老子的女人儿子是不该多去想的”，听过这么一句话，用在那时的情形最合适不过。最后那身影的手从侧面不停的戳着我的老子，还带着柔弱的声音“你说嘛，你说嘛。”嗯，他们公然在我面前调情了。
“你，你李阿姨想和你打个招呼。”话筒那头，终于跳出来父亲紧张的声线，我一下子便感到罪恶起来，我这个儿子竟让他这个当老子的忐忑了。
为了尊重他们的预期，我装作成不乐意的样子，让剩下的时间里彼此尴尬万分，不过这居然没打垮他们的斗志，往后的日子里，这位客气的后娘总会找出点话题，插入我与父亲的对话中，与我聊聊，其中甚至包括了西雅图当地的气温变化。
去年十月回国，她一人竟去浦东机场接我，随后的生活中，对我也是嘘寒问暖，把我和她自己的那个小胖墩一样对待，试图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只是我早已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更不愿意让某个陌生的女人来充当这个角色，即使她再善良和体贴，不过为了不让病榻上的父亲伤神，我也就强忍着，陪她扮演下去，不过她与父亲的再婚，我是不会反对的，也不在乎像他们说的，将来会多出人来与我分财产。
“知道了。我爸今天怎么样？”
“精神很好，刚吃完午饭，正在外头自己慢慢活动呢。”
“那很好。”我说，然后挂了电话。
手机在被扔到坐垫的途中就响了，然后一头倒在那红得似血的请帖之上，我拾起了它，以为是李姨发来的短信，但哪有这么快？
“动身了没。”是田月发来的。
“什么动身没。”我腾出一只手，加了两个字，给她退了回去。
“别装蒜，今晚的婚礼。”看样子，她知道我要来参加婚礼。
“出来了。”
“到哪儿了？我一个人在茶馆呢，过来陪我聊会天，你出来早了。”
啧啧，我心里暗笑，她不会也有伤心的感觉吧？这个骄傲病患者，我觉得心里立马舒坦了许多，就像临死前突然发现多了一个同伴，不再那么孤单了。
我观察了下，前方很长一段距离内都没有车，于是就大胆的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挪开，拿起手机回短信。车子脱离了控制，朝前方笔直的行驶着，我心里一阵紧张，眼神快速的在手机屏幕和前方之间切换，我想立刻将车速慢下来，但内心那股涌动着的冒险激情在坚决的抗拒，恐惧和激情互相对峙，于是获得独立的车子继续自由引导自己，我紧张而又兴奋的回着短信，就像第一次盗窃的贼。
“刚出来，还没拐第一个弯呢。你觉得失恋了？”我回道。实际上我已经到了松江，只不过不愿告诉她实情。发完后，我的双手逃进恐惧的阵地，回到了它们原本应该呆着的地方。
“不是我，而是你。我等会把具体地址发给你，你到上海了就过来吧。”她说话总是这副颐指气使的调子。
我想了一下，没有回复她。
我再尝试着把双手放开，让车子继续自由往前行，这种行为马上就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嗜好，我反复的玩弄着，直到车子突然的震动了一下，瞬间偏转了方向，我才吓得立刻握上方向盘，原来遇上了减速路拱。
不一会儿，田月的短信不请自来，她告诉了我她所在的地址：马当路，离复兴中路路口不远的一家小茶馆。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我猜她要么看好我的智商，要么就是捉弄我。我向来讨厌不确定性的东西，为本可以直截了当说清楚的东西去做一番探索，纯粹是浪费时间。
礼堂里乱哄哄的，他们在那玩得不亦乐乎，我靠在门边，望着他们那些无聊又无意义的忙碌：又是一个社团交流活动。对方是嘉兴学院的，来自我家乡的学校，除了本地人，似乎没有外人知道这个没有丝毫名气的学校，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歧视，而只是阐述一个事实。两群无聊的人在所谓的交流着，我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我们那个自以为是的会长在高谈阔论着什么，那些我在形形色色交流会上听的起了老茧的内容，此刻又一次被另一批陌生人仔细的聆听着，听者的脸上不时的泛出敬佩的表情，兴许心底下还在想：真不愧是名校。而这一切正是演讲者所期待和满足的，似乎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别人赞许的眼神。在里面，我也有个行头，只不过我份内的工作已经做完，不愿再抛头露面了。刚上大学时，我曾怀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积极加入进去，因为一点小才能，不久后居然混出了点小名声，此后，便时而不时的接收到一些不知名的秋波---基本都是些庸脂俗粉，反而让我身心受创。当有一天，我面对他们，就立刻想起我父亲饭桌上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员时，我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不过我也没离开，还是继续留在里头，权当看一场场滑稽的表演，事实上，它们比滑稽剧更有趣，后者的表演者还知道自己演员的身份，而前者全然不知。
不久后，群体的交流分成了一对一的交流了，我在那群陌生的客人中发现了一个落单的人，她始终站在一个人身后，局促不安，而那个人一直在交谈，丝毫没在意她。我正好也无聊，便走了过去。
“你好，我叫成然，欢迎来我们学校。”我走到她身边，她还未注意到我。
她听到我的话后，左右望了下，确定没有其他闲着的人，而且我正在注视她。“你好。”说完之后，她的脸上便泛起一层红晕，很是害羞。
“别拘束，我看别人都在忙，就你和我一样，比较闲着，就过来打个招呼。”我笑着说。
于是我在2004年的秋天认识了那兰。
“你好。”那兰也笑了下，一看就是本性腼腆的女孩，长的还算漂亮，刚过一米六的个头，学生发，黑色牛仔裤配印有校名的白色T恤，与其他人一样。
“我家是嘉兴的，你们学校我去过。”我说。
“我也是嘉兴的。”那兰说，看样子我是找到了个货真价值的老乡。
“这么巧，我家在芦席汇，你呢？”
“民丰新村。”
“是不是离南湖革命纪念馆很近？”
“对的。”
那兰只是替人过来，他们学生会临行前，突然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身为学生会干事的那兰的同寝同学，就多情的把她带来了。
现在我每次回想我们初识的场景时，丝毫没甜蜜的感觉，只是像看了一场极其普通的黑白电影，遥远而平淡，若非要向下继续探究，苦涩的泉水就喷涌而出，湮灭一切理智，然而每每却又禁不住的去挖掘。大抵人都这副德行，容易陷进给自己挖的深坑之中，将得不到的对方想象的极度完美和极度缺乏怜爱，且整个宇宙中只有自己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去完成对她的守护，于是堕入深深的宗教救世主情结，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