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魏源更是不用多说，同样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默深，道光年间的进士，近代杰出杰出的思想家。
和林则徐一样，他也主张清政府要了解西方国情向西方学习。
而且他早年还曾到海外游历，编译《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地图、地志、世界各国风情、物政治制度、历史变革，并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为夷攻夷而作，对近世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谭翮同等以及日本维新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此外就是徐继番，字健男，号松盒，山西五台山人，曾行广西广盐运使、巡抚等职务。
从1841年起，他利用职务上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就开始广泛的搜集外文资料，地图书册，参阅大量史书，撰写《瀛环考略》，后经修改，改名《瀛环志略》，1848年正式发行，该书19世纪60年代后，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
因此梁启超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诚为当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称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还有冯桂芬也值得称道，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中的举人。
曾撰写《采西学议》对翻译发表有见地议论。
而且他曾受林则徐影响，并成为林的门生，包括他曾在上海任职，接触资产阶级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对手来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后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倒历史的车轮。
冯氏重视翻译工作，在上海任职期间，曾“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
此外，他在1861年撰写并出版的〈校頒庐抗议〉一书中非常系统的阐述其变法改良思想。
像是《条西学议》是书中的一个章节，论述释译事业之重要性，并最早提议清政府他办“翻译公所”，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采西学议》中，冯氏还回顾世界文明发展史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并对明中国当时的现状，提出了翻译任务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并且冯氏还将翻译工作提为“天下第一要政”，明确了翻译对于当时时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说明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威力。
他的纲领性改革主张是“以中国之伦常，各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
还包括1862年冯氏撰写《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并建议在上海、广州也设立同文馆。
论文中还谈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希望与前景:“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日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表出于蓝”～
此外，清代西学东渐催生的第二个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译会馆的建立。
将西书变为中文，将西学转化为中国人理解的知识。
例如咸丰末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再次败北，又再次被迫与洋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协议。
此时，清廷上下官员意识到与外国交往，学习外语，了解外国，翻译外国书籍的必要性。
于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外交事物，部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
奕沂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文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
可见翻译是洋务运动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洋务派是改良派之后的又一个保守地主阶级，他们倡导译西书，与外国进行通商，但思想上却是保后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军权的官僚以马建忠、王韬、容闳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出身买办行列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同时还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涛、华衡芳。
所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不断分化更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于是李鸿章便倡议说:“中国欲自强，则英如学习外国利日欲学习外国利日，则英如寻制日之日”。
于是洋务派创办、制造局，制造兵器，并开办学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于是开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译**。
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此后同治二年二月，江苏巡抚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请求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到1865年，洋务派兴办“江南制造局”，1867年该局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王德钧、徐建寅等协助工作，至清末，该书共译西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
该局总办冯焌光曾说过:“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译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要偏废”。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sburdon)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要“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第二年的课程中包括“翻译条子”、“翻译编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
每年的岁考和各种大考都有翻译题，译公文、译书籍等。
同文馆的译书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据(吉少甫编)《中国出版简史》载，“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二百多部。”
所译书主要分三类: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务国史略》、《富国策》夈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全体通考》、《化学阐源》。
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
这些译书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万国公法》和汪风藻译的《富国策》。
当然，洋务运动时期译书最多的当居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1865年，李鸿章、曾国藩等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
为了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有必要翻译和引进新书，1867年由徐寿和华蘅芳倡议，曾国藩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披以文义抒格不通，帮虽日可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日之所以然。”
于是在1868年6月翻译馆建成，隶居江南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
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馆，招收学员，聘傅兰雅、金楷理、徐寿、华蘅等人教习，功深惟经、史、文艺为主翻译馆译书以“西译中述”形式，即由外国人口述，再由中国人笔述，最后成译文。
傅兰雅曾这样描述译这程: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及惟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惟笔述这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同译斟酌保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翻译馆的人员包括口译没和笔译员两类:前者以西方人为主，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艾约瑟、纬烈亚力、玛高温等后者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李凤苞、王德钧等等。
据统计，从1868年，1912年，江南局译书共有241种，是早年战争前我国科技翻译之重地。
江南局译书主要为军工制造类，像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翻译馆译书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这些译著水平不一，其中以《代数术》、《决疑数学》、《谈天》、《地学浅释》、《化学鉴源》、《电学》、《光学》、《佐治刍言》等比较有名。
当然，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一些主要译员，因为他们也算是为我国有传统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文明社会起了巨大的帮助。
这里面像是有傅兰雅，他是英国汉学家，在少年时就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传奇，在1861年受聘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
1862年到京师周主义忱任英文教习。
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书馆教习。
1868年江南制造局编馆开馆，他又转任该馆编译，主持馆务，编译《运规约指》、《化学分原》、《化学鉴原》《，代数术》、《微积溯源》、《数学理》等科技术书籍近二三十种，1875年主编我国第一部定期科学刊物《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格致书院，直至1896年离华赴美任教于加州大学。
可以说傅氏是一正直的外国专家和教育家，据姚崧龄《傅兰雅译著中西名称对照一览表》，傅氏译书达138种，为同时译书之最，但没有一本宗教书。
他以教育中国人为已任，没有任何种族偏见，译西书、办学堂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傅氏著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第一章《论源流》中不仅详载并高度赞扬徐寿、华蘅芳等人的译书事迹和翻译思想，还指出:“译书外别有大益于国，因译书为官者皆通西事，能知中西交涉所有益国之处。”
在第二章《译书之法》和第三章《论译书之益》中，他系统阐述了他的译学主张，显示了一位正直的外国翻译家高尚的精神情操。
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
中国语言文字属于世界语言体系，富于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新国，绝非那些不懂中文，歧视中文的西人所言“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认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方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等，向成矣误。??”
还有就是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订了译名的具体规则。
他指出“名目”(译名)是“译西书第一要事。”??他总结以往译书经验，提出他的译名原则:?华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作中西名目字汇。
为此他编辑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金石中西名目表》、《汽西中西名目表》等等。
包括他还论述了他的译书方法，以及中西译者间的配合问题。
他强调译书要当选“新”、“紧用”、“可藉为阶进”。
此外他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自主大国，中国文字自古传今，有自己的话语权，不能舍弃自己的语言而就西文。文化回往来应该互通有无。今后西方人民“不独在华有译书西人，即在西国亦可多有其人。”
除此之外，还有李善兰，字壬叔，号秋初，清朝数学家。
据说他算术功底极好，十岁即通《九章》，后通《测圆海镜》、《勾股割圆记》。
成年时在上海认识英国人伟烈亚力-艾约瑟和韦廉巨三人，相交甚悦，后共邀译西国海奥算学与天文等书。
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厚本》后九卷，完成了徐光启未竟之业，和艾约瑟合译《重学》二十卷《圆锥曲线说》三卷，和韦廉臣合译《植物》八卷)与傅兰雅合译《奈端物理》。
在这些译作中，《几何原本》之译使我国有了一部完整的欧几里德得《几何原本》译本有利于其理论传播《代数学》根据英数学家柑摩根所著《代数学基础》译成，是我国第一本符号代学基础读本，并且“代数数”一词沿用至今《重学》及英物理学家胡威立所著，是国近代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
《谈天》则是一部天文学专著，传播了哥伯尼的天文思想和“太阳中心说”，李氏翻译为中国天文物理学方面增添了一部重要的天文学专著。
还有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清朝造船专家，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重要笔译人员。
擅长机械制造和造船技术，受到曾国藩器重。
曾与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
在《清史稿》中载，他的译述有《西艺知新》、《化学鉴原》及读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汽机发》等等，他坚持科学，反对宗教，被程雪村称为是我国控化学的奠基人。
以及华蘅芳字若订，无锡人，自幼喜爱数学，能文善算，清朝数学家，也是江南局要译人员。
他在江南制造局时曾与玛高温、傅兰雅等共译《金识识别》、《地学浅释》、《海防新论》、《代数术》、《微积渊源》、《三角数理》、《代数难题解决》、《决疑数学》等，其中前两部是地质学名著，对我国地质学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和李凤苞字海客，号丹涯，江苏崇明人，精通天文历算，对文、理其他学科均有涉猎军事著作，后随徐建寅到欧洲考察。
曾受曾国藩之呈命参加测制地球全图，入翻译馆后与金楷理合译有各国交涉公法》、《陆战新义》、《海战新义》、《布国〈布普鲁士〉兵船操练》等等多种这事作品和文集。
此外，洋务派中还有维新思相家及语言学家马建忠，不仅在语言学方面有这树，而且撰写《私人设翻译书院议》，对翻译取材惟及翻译标准有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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