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说明，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一方面受黄遵宪、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影响，致力于诗界革命，提倡新诗形式，白话文体来实现文体的改良，普及文学艺术。
而另一方面，又强调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强调小说的怡情益智功能与广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写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何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诸之之中能极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外，他还创办《新小说》、《新新小说》等刊物，鼓励小说的翻译，他还于1898年12月23日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提议译者可以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他的学术思想对此后的翻译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梁氏还翻译过拜伦的诗，是译介拜论的第一人，胡适在《哀希腊歌序》中说:“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
并且梁氏对翻译之贡献还在于20年代初整理并总结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写《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佛教之初输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等重要论文，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启超先生还重视我国翻译史的建设工作很有借鉴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自己的《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除了梁启超先生外，甲午战胜失败给我国翻译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译家就是严复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开辟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达、雅”三个字标准也开辟了我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新篇章。
冯友兰认为，严复译书之所以能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时间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象是读《墨子》、《荀子》一样。
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声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严复先生的话，福建侯宫(今闽侯)人，初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后改字几道，自幼学习儒学1867年进马江船改学堂，学习课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
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台湾、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广泛涉略西方哲学、文学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
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决定译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发表了译著《天演论》，首次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愿富》以及《群己权界论》还有《群学肆言》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等，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严复的翻译时，康有为说他“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
而且严复先生的翻译有着极强的目的性，显示出了他极为敏锐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他的维新思想，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如《论世变之》《原强》《救之决论》《辟韩》等等。
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写到:“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以鼓动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将自己的翻译和学术研究与对时事的批译结合起来。
严复翻译的主要动机在于求“自强”从根本上复苏中国古国，使炎黄种族免于灭亡之灾。
1903年，他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强调翻译宗旨为:一日，天论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日，借鉴他山，为求进步四日，正名定义，以杜杂庞。
此外，他还以准时势仔细审定每一部书，有的放矢。
如他译《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是为了介绍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社会制度译《原富》是为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
他的翻译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陈腐思想，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改良运动。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翻译标准:“信、达、雅”
严复的三字标准其实早在支濂的《法句经序》中即己全部出现，其实这三个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经典中找到源头，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为其立论的依据这说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理基础离不开文化典籍，而且说明翻译理论是可以并不断发展的，对于信、达、雅的关系，他阐述到:“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至于雅，他在本问第三级中讲到:易日:“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己。”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郁达夫说:“信、达、雅三个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利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已是确定的了”。
因此综观我国现代译论史，严氏的三字标准为后来的译论提供了批评的基础和改造的前提沈苏儒先生曾有专著论述严氏的标准。
所以严复的“信、达”两字得到翻译界的普遍认可，但其“雅”经常受到后人的批评。
严氏的“雅”实指古文中的“雅言”，从文体上讲指“先秦之问题。”
严氏指出，他使用古文体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穆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严复对汉英两语都有深入研究的译文基本上采用意译，早期译文比求“信”为主，各国翻译常采用日文翻译法，还论述了他的“达旨”译法:后期则更多采用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著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学会”活动，提倡改革和学习西方。
1897年9月他曾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一仪通等人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办。
随后他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主持印制出版了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编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不仅开拓了我国的出版业，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著作，包括严复所译外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林纾所译外国文学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韦勒所译《英译中国诗歌选》(英汉对照)，并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应溥全译的《德诗汉译》一书，并做序言，其中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志之失。
近有他“直译”之说者，关节脉脉，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赘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是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鹤卿，号习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曾任职于张无济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译院，并与其创办《外交报》。
1920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多次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活动。1912年任职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1913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冬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邀请出洋留学的著名人士，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章鸿铭、吴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曾致唁电赞扬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中国译学的建设，1901年，蔡氏任职于南洋公学译馆时曾参与创办《外交报》，并撰文《译学》。
他批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
他的政界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他回顾我国从周朝至近代的翻译史，指出，进入20世纪后，“公法大明”，应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回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
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蛰巨相依，事多隔阂。此译惟丞也。
至于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翻译。他回顾我国的学术翻译史，指出我国译学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欧美各国传教士在我国传教，日本佛教在我国传播，皆以其国语言译之，我国的学术学教界也应重视译学的发展。
从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来谈译学，蔡元培的观点对于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译研究，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还有就是重视译才的培养。
以及提出“横译”、“纵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含义，并为后业的新文化白话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6年蔡氏在北京译学馆的国文学讲义中指出:“??而吾既习惯于吾国之文，则于读书听讲之际，不知不觉间接于国文，而后领会，此其所以为详也。”
关于“纵译”与“横译”，蔡氏认为导域语言的翻译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纵译”。
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这也是一种翻译(蔡氏称为“一译”)蔡氏的论述可与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的翻译三分法(语际翻译、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做以对比，充满哲理性，对我国的译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话，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走科举之路，后因甲午战败，转学西学。
1898年进《时务报》做校对，后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1907年罗又举荐到京任职。
辛亥革命后随罗氏留亡日本，1916年回国，后入清华园从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王国维的学术视野非常广泛，在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对于中国近代译学也过突出贡献。
1905年4月，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最早从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译。他在文章中开头指出:“近年，文学上有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阳。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惟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国人偏于实际通俗，帮不善于逻辑思维和语文文法，不善于分类和抽象西方人过于抽象，“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
由于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吴独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面对不断涌入的西学观念，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也以侵略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
王氏对日本译名采取了实是求是的态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译名可以免去重新创造之麻烦，而且便于两面三刀国学术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还在上述杂志发表了《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后被重刊于《学衡》第43期针对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词迎合英国读者的做法，王国维认为翻译哲理性伤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严密性，要忠于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译有两大弊病，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前病失于古书之意义而后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
“吾从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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