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九三九年抗战时期，阎惜山在山西办了一所抗日民族大学。他派人到成都，想招收一批四川青年作为自己的干部来培养。此事让**四川地下党暗中完全控制了。于是有许多暴露身份的**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被组织成一支一百八十人的大队向北方进发。杨晓涛的父亲任副大队长，主管军事。这支队伍走到咸阳时，他们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当队伍开到鄜县茶房镇，为首的几位绑架了随行的两名阎惜山军官。此时杨晓涛父亲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愿意去延安的往左站，愿意去山西的往右站。就见一百八十位年轻人迅速地毫不犹豫站在了一起。于是这批热血青年四人一排，手扣手，唱着抗日歌曲连夜跑到了延安。（在讲述中，父亲说那情形真有点像《史纪》中的记载，吕氏之乱，太尉周勃、左丞相陈平诛杀诸吕。在关键时刻，周勃振臂一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于是军心都过来了。后来在与黑油贩子飘荡的日子里，杨晓涛几次路过茶房镇，他发现这儿就是三岔路口，一条通延安，一条通壶口、山西，另一条则通西安。而且在同川籍口音的人借触时，他也注意到他们常说手扣手，那就是手连手，手挽手，手手相连）。
这件事当年在边区还挺轰动，**驻杨虎成处的代表南汉辰、统战部长柯庆施、女作家丁玲还宴请了这支队伍的几位领导者。而那位如梦初醒的阎惜山暴跳如雷，对为首的两位发了通辑令，这其中就有杨父。他在延安见过这道通辑，它是以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用电报发来的，收电人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彭德怀。阎长官将两人定性为“汉奸”，要求全体抗战军民一起抓拿。（多么难听的称谓啊，可到了延安整风时杨晓涛父亲的称谓就更难听了，变成了“特务”。而到了文革那就是恐怖，成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
这一百八十人里有几位出名人物，然而为大众所熟知的还是一些演员，吴雪啦、丁戈啦，等等。解放后他们出演过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和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影片《南征北战》。
后来杨晓涛的父亲被送到抗大学习，之后分配到边区保安司令部，给司令员高岗当参谋。司令部驻地在大砭沟，刘志丹夫人也住在那里。他那时就和老太太认识了。也就是在延安，杨晓涛的父亲后来又遇上了杨晓涛的母亲。那时她在中央党校卫生所。他们是在四九年打下太原后结了婚。解放后老太太住北京智德北巷时，杨晓涛的父母常去看望。有一次他们把杨晓涛也给带去了，那时他六岁。吃饭时刘夫人给他端来了一些晶莹剔透、颤颤袅袅的大块东西，恰巧它们又放在一只玻璃碗里。这个男孩看呀看，看愣了。他从未见过这种食物。突然在小脑海瓜里他认定这应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是琼浆玉液、山珍海味、珍珠玛瑙。于是他抓起筷子，啊呜啊呜狠狠地吃起来，吃了一碗又一碗，逗得大人哈哈大笑。在他吃第三碗时，刘夫人喜欢起这个男孩，就认他作了干儿。以后杨晓涛稍大一些才知道，其实那东西是绿豆凉粉，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普通农家饭。
文革中的一九六九年**发布1号通令，将一些老干部赶出了北京。杨晓涛父亲被下放到陕西三原县的一个基层部队里。也巧了，老太太也被赶到了三原县。后来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老太太才将家搬到西安。杨晓涛每次去看父亲总要到老太太家里探望。她家是在西安和平门里东八道巷，旁边有一家儿童电影院。有一次他去时恰是周总理逝世那年。老太太正用一把钝刀在案板上剁菜叶子。她一见自己的干儿来了，满肚的愤懑溢于言表，大声地不停地说：“好人活不长，坏人死不了，好人活不长，坏人死不了！”杨晓涛第一次见老太太这样发怒，简直怒不可遏。
那也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街上连卖菜刀的都没有。老太太想要一把切菜刀。应她的要求，杨晓涛回到北京用45号钢做了一把，在下一次路过西安时给她捎来了。
对于那座古城杨晓涛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都说一种又土又古老的奇特方言，我叫“饿”，馒头叫“馍”，鼠叫“夫”，汽水叫“汽费”。当时中苏边境战事紧张，连喊的口号都有意思：打倒饿（我）儿破咧（勃烈）日涅夫！（以后杨晓涛看过孙伏园写的一篇游记《长安道上》，作者对这种方言进行了有趣的描述。有一天他和鲁迅先生一起逛古董铺，见有一石雕的动物，分辩不出为何物。店主说：“夫。”这位一九二一年的北大毕业生就开始乱想：犬旁一个夫，一个甫，豸旁一个富，一个夫？但都不像。还是鲁迅思维敏捷。三五秒之间他就说：“呀，我知道了，是鼠。”当时是一九二四年，孙伏园和鲁迅一起去了一次西安。）
杨晓涛从老太太家出来要经过张学良公馆。张公馆对面有一家破破烂烂的食堂，他走了进去。只见尿褯子一般的苇席天花板下支了一口杀猪烫毛大铁锅，里面盛满白乎乎的汁液。杨晓涛提出要买一碗豆浆。一个系着围裙短短墩墩的胖婆娘，又是裸拳捋袖，又是横眉竖眼。她用水瓢敲敲黑锅沿，大喝一声：“不是豆浆是稠酒！”杨晓涛吃了一惊，甩甩手，他想不通不知为何得罪了这女人。他围着铁锅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也大喝道：“卖不卖？”“两毛一碗！”
杨晓涛掏了两毛钱喝了一碗。真奇怪，这种甘甜醇厚的液体带着酒精的香冽与灼热，一入喉咙就让他身上每一根毛发都热烘烘地竖起来。那是一种醪糟制作的酒，据说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就是这饮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醉卧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杨晓涛像解渴似的一连喝了三大碗，结果发现这酒的后劲非常大，以至于在街上行走时大汗淋漓。他解开衬衣扣子任风吹着，然后一路大步往东走。就在这时透过一片云翳般高大的绿槐树林，他看见了一座更为高大的灰色城门樵楼。黄昏中那座樵楼残破颓败的飞檐上覆满了蓬草与野蒿。就在这蒙密的草丛中，又有两道黑色的跄脊猛古丁地划下来，从下往上望去，好像那儿是一处荒凉的古代山坡。杨晓涛再仔细看看，又见一溜儿鸱尾走兽宛转其间，那蹲伏的样儿更像是一只只古代的野兽，黝黑狰狞，不可一世。
这就是历史，它就在你身边。它是那样地鲜明，那样地奇怪，可它都真真实实地发生了。这就是人的历史。也就在这历史的打磨、滋润、爱戴与关心下，刘老太太如今又变成了熊猫，被保养成一件革命的供品。她既精致白晰，又小巧玲珑，她如此善良热心，又同样婆婆妈妈慈祥，而且她又是那样地长寿，以至连杨晓涛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她会永远地活下去，也如同历史，见证了这块曾经轰轰烈烈闹红的黄土地上的贫穷、饥荒、压迫、镇压以及不屈的反抗，见证了许多传奇与故事。在她小小的孱弱的身躯里隐藏浓缩着中国革命巨大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太太了。一九九九年老太太在西安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当杨晓涛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连播节目中听到这则消息时，只觉得有种历史寂寞感。在他熟识的传奇的人里又失去了一位。难道不是这样，在你的周围每时每刻不都是一些平庸卑俗的碌碌之辈？
（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杨晓涛觉得老太太的记忆有些混淆。她讲起了一段往事，说杨晓涛的哥哥在延安时曾被人贩子拐卖。当时她是妇女主任，是她发动妇女将他找回来的。杨晓涛回北京同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那是另一位参谋的孩子，那人也姓黄）。
从宾馆出来，当杨晓涛一家又坐上一辆出租车顺着延河河堤向延安革命纪念馆驶去时，他就开始不停地对妻子、女儿讲述起这段往事，讲述老太太，讲述刘志丹，讲述陕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与贡献，也不管她们是心不在焉，还是压根儿就没听。借触历史有一种忘怀，而在这历史的发生地，杨晓涛更是不能自禁，以至当他一进纪念馆，迎面见到一尊刘志丹身披军大衣的铜像时，就再也不走了。吴丽娜冲着女儿笑起来，“你爸爸这人极少对什么人钦佩，可对刘志丹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为什么。”刚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莉莉插嘴道。“因为刘志丹夫人是我爸的干妈。”
出乎意料，杨晓涛摇摇头。
“因为他是英雄。”吴丽娜眼睛望着杨晓涛。
“也不是，”杨晓涛又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了原因。“这人人品好。”
平日里，在父母和他们那些同志战友只言片语的议论中，在大量的回忆文章里，尤其是在陕北这段日子同那些普通的干部、农民的交谈时，如一种氛围，杨晓涛深深感到，刘志丹的故事传播这么广泛悠久，是有原因的。用众口一辞的话来说，此人人品好，磊落光明，以至于另一位光明磊落的周恩来提笔写下了如此诗句：“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属刘志丹！”在后者身上也有一种浓重的英雄情结。
“你爸爸这人最看重的是人品。”吴丽娜点点头笑着对莉莉说。这一点她最了解杨晓涛。他要觉得某人人品好，就会和这人说呀说，说个没完，酒逢知己千杯少。要是觉得这人不怎样，突然一句话也不跟人家搭腔了，弄得好尴尬，只好由她去圆场。是啊，连杨晓涛都觉得奇怪，在这浑浊血腥残酷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能保持一种美好的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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