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阚伯周，垂帘听政的文明太后在大臣眼里消失了十多天。此时，“微服私访”的文明太后终于胜利地回到了京都平城。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谁知道“女主”和七十岁的女将军挂帅出征，历史也不见记载。
此时的北魏，以文治武功著称，更是以“文武之道，一张一驰”的辉煌而为史家所称道。文道，指的是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煌煌文治；武道，指的是太武帝拓拔焘的赫赫武功。但文治的冤杀李惠，武功的枉诛崔浩，毕竟是他们闪亮业绩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回到平城的文明太后，为了洗去诛杀二李溅在自己身上的污点，她决心在全国实施全方位的改革。
首先实施的改革是“班禄”。北魏自立国以来，文武百官都是有“俸”无“禄”。俸中，有米，有田，有布帛，更有力役，杂工。这些“俸”的得来，有的靠军功赏赐，更多的则是靠战争掠夺。所以，北魏统治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靠战争掠夺起家的好战集团。
鲜卑拓跋部落在历年的战争中壮大，灭屈丐、扫西凉、荡柔然、剿高车的战斗中，掠夺牛羊、骡马、珍宝、人口；财物除了封赏，就充实国库；人口则长途迁徙，几十万上百万的迁移到平城以及东南的中原地区。近年，随着战争的日益稀少，掠夺的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文武大臣、官僚集团的生活必须，“班禄”制度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
利益的根本核心是：不仅要“俸”，更要有“禄”，而且使之制度化。北魏官员，以品级大小定出各种不同等级，基本的“禄”为：户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归为官员的“禄”，其余是田、土、羊马、力役的“俸”不变。北魏的力役，有的叫“吏”，有的叫“干”，就是我们后来所称谓的“干部”。
这些干部的身分与农奴相似，替官员当差，或者在“公田”上劳动，把收获物大部分交给官员。所以他们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班禄”从公元484年十月开始施行。这种薪俸制度从根本上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大官僚们在战争掠夺中得到了无数的好处，往往一场战争下来，掠夺的财物吃喝玩乐十年也不成问题，被战争狂人们总结为：“十年不开战，开战吃十年。”况且，因为没有实行“班禄”，官员们的贪污受贿就成为了合理合法的借口。实行“班禄”后，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这些好处都统统被取消。
小官僚们则衷心拥护“班禄”，使他们的收入合法化，透明化。以前，他们在战争中只能充当冲锋在前的炮灰，胜利后也很难得到赏赐。平时贪污受贿的机会微乎其微，广大下层官吏生活窘困，几乎到了无法养家糊口的地步。他们自然衷心地支持这一财政制度改革。但他们的话语权往往被位高权重的高官显贵们的大嗓门所掩盖。
对这一改革，闹得最响，反对得最凶的是淮南王拓跋佗。实行了“班禄”制度后，他每年所获得的“俸禄”还不如一次小小的游击战所缴获的战利品丰厚，每年的俸禄都入不敷出。于是，拓跋佗联络朝中的几个老臣，向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呈上奏书。请求“断禄”，不要国家的俸禄，仍然像以前那样，“自收自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文明太后自然明白拓跋佗美言背后的恶意，于是在朝会上召集廷议，由两派人物辩论，究竟对“班禄”的改革是实行好还是不实行好。
王爷拓跋佗首先跳出来，说：“我们勋戚故旧都反对实行班禄，李冲、王睿推行的这种‘班禄’，就是把骡子牛马扯得一样齐，根本没得高低贵贱的区别，我一个堂堂王爷，每年的‘班禄’，还不够我塞牙缝。二天我讨口，就要进皇宫来，乞求太皇太后施舍。”
孝文帝对王爷拓跋佗的强横嘴脸哭笑不得，不愿在朝堂上和这种无懒辩论，就指示中书监高闾说：“高卿，谈谈你的看法呢。”
中书监高闾在推行“班禄”之后，征求了很多下层官吏的意见，他明白孝文帝的意思，对淮南王拓跋佗说话也就毫不客气：“二圣（文明太后、孝文帝）钦明，道冠百代。然，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班禄实施，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今给俸禄，清廉的官吏保障生活无忧，将更加清廉；贪婪的官吏，有俸禄警戒他的贪得无厌。反之，若不实施班禄法，则贪婪的官吏有借口大肆贪污腐化；而悲惨的是清廉的官吏，因不贪污受贿，连生活都无法自保。比如高允‘高老令公’就是这样的先例。淮南王的说法，简直是岂有此理！”
淮南王拓跋佗一类的大官吏，都不愿背上贪污受贿的恶名，只得垂头丧气地表示支持“班禄”改革。然而，表面的支持并不掩盖内心的反对，以安乐厉王拓跋长乐为首的王爷暗中联络，借“班禄”这根导火*索，图谋发动政变。担任四处串通的联络官就是兰台御史张求。
随着皇权统治的日益稳固，加之云岗石窟的日渐完满，文明太后崇佛信佛事佛的举止更加浓厚。她虔诚得每年都要亲临天宫寺一年一度的大法会。听到这个消息，张求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军事政变，除掉改革派的首领文明太后。
然而，手中无一兵一卒的下层官吏，要发动政变谈何容易，还必须联络皇宫卫戍部队才行。张求凭借亲戚朋友同乡的关系，在京都卫戍部队中发展了几十名羽林军士兵，同时还联络上了天宫寺负责保卫工作的卫戍和尚法秀，决定在那一天将改革派的核心人物文明太后、李冲、王睿、高允、高闾等人一概斩杀。
没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张求的一个亲戚是禁卫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本来拥护“班禄”改革，对发动这次政变心有余悸。杀伐过度的文明太后对政敌的惩戒历来是毫不留情的，这件事不论成败，后果都将是十分的可怕。他在诚惶诚恐中度过了几天，终于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把拓跋长乐（此人为了政变的成功率更大，同时参加了阚伯周、张求两地的行动）、张求、法秀和尚谋反的消息秘报给了掌握禁卫军的大太监、征南将军王琚。
二月初八，天宫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法会，不明究里的文明太后带着小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寺庙，王琚立即行动，逮捕了张求、法秀。由侍中、尚书苟颓携带圣旨到安乐郡（今北京密云东北）宣布将拓跋长乐赐死，此时，率先回到安乐郡的豆代田已经完成了太后交代的任务。
禁卫军用囚车装着囚笼，载着首恶法秀在平城的大街小巷示众，法秀面不改色，在围观人众很多的广场念动咒语，锁锢囚笼的铁锁无故就解开、脱落，围观的民众大惊失色。
羽林军军官苟颓不信这个邪，见法秀临死还装神弄鬼，就找出一根铁丝，举着铁丝对围观的民众说：“我这就祈祷上苍，如果这家伙果然有神灵保佑，这根铁丝就穿不过他的肉身。”
祈祷之后，铁丝轻轻地就从法秀的颈骨穿过，拴结在铁笼上。法秀在极大的痛苦中，站笼三天之后才气绝身亡。王琚依据谋反的名单，逮捕了参与谋反者一千多人，还准备将天宫寺的和尚全部斩杀。
文明太后的情夫王睿听说后，悄悄对文明太后说：“与其这样残杀无辜，倒不如赦免这些参与谋反的部众，只诛杀首恶，这样一来，岂不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文明太后祖孙二人听从了王睿的劝告，诛杀张求、法秀、拓跋长乐等首恶，其余连坐的一千多名罪犯，一概予以赦免，遣送回家。
再严厉的法律也难免造成冤假错案，何况涉事人众多的法秀谋反案。镇西将军、秦州刺史高湖的三儿子高谧很有文才，公正廉明，很受文明太后赞赏，献文帝拓拔弘提升其为宁光宫讲读官，后来又提升为兰台御史。他“掌慑内外，弹纠非法，当官而行，无所畏避”。是个刚直不阿的检察官，也因此而得罪了很多高官要员，其中就有拓拔长乐、张求等人。
法秀谋反案告破，拓拔长乐、张求等人串通一气，诬告检察官高谧参与谋反。尚书苟颓明知这是疯狗乱咬人，为了扳倒高谧，乐得假戏真唱，排除异己，苟颓将高谧列入罪犯，予以问斩。
幸好王睿意识到高谧罢官，其中必有隐情，多次在文明太后面前为高谧辩解，这才赦免死刑，将高谧降职，充军流放到边疆怀朔镇为镇将。高谧带着妻子、儿子高树生来到边境，高树生成了边防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开始了高家人牧马风沙的新生活。
从此以后，万念俱灰的检察官在怀朔镇的军分区大院里潜心培养孙子高欢，也为北魏政权培养出了掘墓人。
以阴阳轮回，善恶报应的观点，王睿一次救了千多人的性命，自是功德无量，应以阴功而增寿诞才是。然而，他和李冲提出的多项措施才刚刚实行了第一项，就一病不起。毕竟他在文明太后床上太过投入，身体透支得太厉害，这样没日没夜的操劳，就是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床笫的阴*水锈蚀成一堆废铁。
文明太后宣布王睿进爵中山王，在王府为他配置了二十二名属官，从事改革制度的设计和调研工作。这二十二人都是一代名儒，以中书侍郎郑羲为首的几人更是名动海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孝文帝还亲自到王睿的中山王府，拜王睿的妻子为王妃，一连串的喜事，特意为王睿的病体冲喜。王睿病重期间，文明太后祖孙二人多次到病榻探望，征询改革方案和实施意见。
王睿把自己的五点建议交到皇帝手上：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这五条施政方案，即便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进步意义。毕竟天不假年，六月十五日，王睿在中山王府病逝，享年四十八岁。
这个以丑名入宫帏，以美名传世盖棺的美男子，他的谢世震动了平城的知识界，为他作哀诗、挽赋及诔文者不下百人。
王睿的逝世并未使北魏停止改革的步伐。“班禄”实施后仍贪污受贿的，即尝到了法律的冷酷。
本来，实施“班禄”时规定：犯脏贪污绢布一匹以上的处死刑，严惩不贷。很多官吏还在观望时，就发现皇帝的舅公李洪之居然顶风作案，照样贪污受贿，毫不收手。这个“国舅”就是当年皇后李玉的父亲。有了“国舅”的带头作用，各地收手不敢贪赇的官吏纷纷转向，在治辖地域大肆贪污受贿。
孝文帝想起王睿临死的告诫，对贪贿者毫不手软，把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押送平城，亲自审问后，宣布执行死刑。同时被惩办的高级官吏，刺史以下的官员就有四十多人被办了死罪。是北魏历史上一次惩办贪污高官最多的记录。
经过这次打击，特别是李洪之的死刑，北魏积重难返的贪污现象一时杜绝，吏治出现风清气正的清明景象。